李用胡，湖北第二电机厂退休干部，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回国后，他历任驻河南某预备师某部排长、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副队长、队长、指导员等职，1978年转业回到湖北咸宁老家。

　　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主席。谈及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蹒珊的李用胡老人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执行“紧急任务”，心酸涌上心头

　　1968年底，我从北京举行的大使馆警卫培训班结业，回到了开封驻地，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从事政治宣传教育工作。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

　　那天晚上，天气有点冷，风也很凉。大约晚上9时30分左右，一架伊尔-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

　　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这时我借着月光，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见过，我猛地发现：这不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吗？我怔住了，所有接受“任务”的人也都怔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大家只是用质疑的眼神看着眼前的老人。当时，我们知道刘少奇主席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一阵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

　　很快，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北京来的3位医生、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救护车向市区急驶而去。

　　戒备森严，我们也失去了“自由”

　　救护车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的小天井院。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外，其他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17号任务”(因为刘少奇是10月17日到开封的)。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的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第一天晚上，我便参与了看护。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刘少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他可能不知道，这就是他11年前兴致勃勃视察过的古城开封。然而，这次重来开封，已是物是人非。刘少奇主席看了一下周围，什么也没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

　　北京方面的人全部撤回，我们完全接替监护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窗户上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他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达到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药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药品。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就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

　　偷偷抹去泪水，我们为他盖上一块白床单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的想法，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做主。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但当时的条件和医护人员的医疗水平有限，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吸氧也不见改变，瞳孔对光的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时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时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里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了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了一块白床单。

　　火化“烈性传染病人”，我们戒严现场

　　刘少奇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彪逃亡后的1972年，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早在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刘少奇主席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由于地下室很小，屋长不够他的身长，只好把停放遗体的担架斜摆着。

　　刘少奇主席的老卫士长李太和接到刘少奇死讯的电话后，匆匆赶往机场，飞到开封，直奔地下室。盖着白床单的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有一片淤血，如雪的白发蓬着，足有一尺多长。李太和悲痛万分，他含着泪细细地给老首长修剪长长的白发，轻轻地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用一套普通的衣服作为寿衣，裹住刘少奇骨瘦如柴的身体。

　　15日深夜12时，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他的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葬场早已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在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灵车”慢慢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朵白花，有的是漆黑的夜幕与那嘀嘀嗒嗒的秋雨。我们组织20多人把小小的火葬场戒严起来。按规定，在死亡登记表上要注明具体病因，可是那天，上面只填了“传染病”3个字。老司炉工不解地问：“到底是哪种传染病？”有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催他快点火化。

　　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消失了。没有哀乐，没有哭声，没有鲜花，没有党旗，火化结束了。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签名办理了寄存手续。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市火葬场骨灰存放室。随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出去。

　　历史自有公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了14年后，终于昭雪了。1980年2月，“文革”结束后的第四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五中全会公报广播的那一天，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据《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