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最高层出了一个重大间谍案——黄浚案。由于其身居要职又隐藏很深，导致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策被日本人事先知道，冯玉祥和张治中差点被炸，甚至蒋氏夫妇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为此蒋介石下决心查清这个案子。

　　黄浚，字秋岳，福建人。民国初年留学日本期间，曾结识了一些主张侵华的分子。回国后在北京军阀政府中任职。北京军阀政府垮台后，他又混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不久得到了院长汪精卫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1937年夏，他的儿子黄晟留学日本回国后，他又通过各种关系，将黄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这父子俩臭味相投，早与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黄浚父子利用职务之便，又拉拢一部分人，组成了以他们为首的卖国小集团，替日本侵略者服务。

　　最高军事机密泄露

　　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召集了一次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委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会议决定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

　　当时这是最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除蒋、汪、白、何以及国防委员和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任何人都不知情。但就在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部队时，在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却都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下游逃跑，有的已冲过了江阴要塞。

　　高官先后遭日机轰炸

　　淞沪抗战之初，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先驻无锡，后移苏州。他决定赴南翔前线视察和鼓舞士气。8月16日，冯与随行人员乘车刚出司令部，敌机即来袭击。他们只好分避树下。敌机飞离后，再驱车前进。甫出街，敌机又至，冯等被迫避在一所茅屋里。敌机在附近投弹十余枚，认为已达目的后始飞走。冯等趁硝烟弥漫之际，命司机驾车冒险前进。但行不多远，敌机又“光临”，他们急忙下车到瓜田里暂避。下午返苏州途中又有6架敌机来袭，他们再避于树下。但敌机久久盘旋不去，似有所察觉。

　　8月24日，国民党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由南翔司令部去河湾最前线的地区视察和指挥。他的汽车刚开出司令部，就飞来敌机数架，在汽车上空来回扫射轰炸。他与随从只好下车隐蔽。敌机走后，他命司机开足马力迅速朝江湾前进。但车子跑了1公里，敌机又来“光顾”。他认为乘车目标太大，决定弃车步行，不要随从。当时他穿着马靴，行路很不方便，幸好途中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他来不及与传令兵说什么，骑上自行车就走。

　　1937年8月23日，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去上海公干，住在先施公司二楼东亚饭店中。当天中午，上海的有关代表人物刚要举行宴会为他接风时，突然几架日机飞到先施公司上空扫射轰炸，一时浓烟四起，弹片横飞，炸弹巨响，声闻数里，附近一带的商店门窗玻璃被震得粉碎，南京路、浙江路的行人和在商店购物者死伤近千人。因为事先白崇禧已得到情报，说有人要在宴会上杀害他。所以在宴会前十几分钟，他便匆匆地从先施公司后门溜走了。

　　宋美龄车祸受伤

　　1937年8月22日，宋美龄在其外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南京乘车去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行至苏州郊外，突遭日本飞机扫射和炮击。汽车冲进了一条水沟中。宋美龄摔断了几根肋骨，端纳也受了重伤，被送往苏州医院。

　　蒋介石得知宋美龄在苏州受伤后非常着急，他乘车到苏州看望宋美龄。当火车快到苏州站时，突然来了十几架飞机向火车轰炸。

　　第二天，他在淞沪前线指挥官的请求下，还要去上海。白崇禧建议他乘坐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的车去。蒋介石起初同意白崇禧的意见，但第二天寇尔将要开车时，他又临时变卦不乘寇尔的车了。寇尔的车从南京开出不远，上空就来了日本飞机，汽车被炸翻，寇尔受了伤。

　　两顶礼帽的秘密

　　从江阴要塞泄密案起，蒋介石就决心查清这个案子。以后又连续发生了上述要案，蒋介石便命令“中统”、“军统”及在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门一定破案。

　　谷正伦与其“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等人分析，黄浚嫌疑最大，要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拿到铁证前，不要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为此，秘密成立了一个“侦缉黄案专门小组”开展工作。

　　黄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上学时，是时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的同班同学。这个所谓领事，实际上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头子。他以看望老同学的名义与黄浚早有来往。但奇怪的是，近月余来，既没见须磨“看望”黄浚，也没见黄浚去“拜访”须磨。

　　原来黄浚在须磨的指示下，为逃避嫌疑，规定近来绝对不能直接打交道，而是采取了更隐蔽的途径与手段。

　　果然，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一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与小王同样的礼帽挂在小王挂礼帽的衣架上。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离店，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就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离去。“侦黄小组”分析，这里大有问题。

　　“侦黄小组”还发现那个从咖啡店走出来的日本人戴着小王的礼帽有规律地骑车走入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事后得知，这家“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他有时也与黄晟在这里碰头。

　　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报的内容还没全掌握。为此，“侦黄小组”又设了一计：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医院”中走出来骑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的途中，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冒失人”眨眼间便不见了。

　　河本的自行车摔坏了，头破血流，手臂带伤，但他的头脑还清醒，跌跌撞撞地要站起来拾地上的帽子。就在这时，来了两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扶起河本把他抬进汽车，一名说送他到附近的马林医院去治伤。河本说必须捡回那顶帽子，另一个则说，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你不是日本人吗？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

　　撞车的人和两名警察实际上都是“侦黄小组”的成员。那名“警察”将帽子先拿到附近一家独门小院内，队长丁克勤正等在那里，将礼帽夹层中的情报拍照后，再将情报按原来的样子放好，让“警察”赶往医院将帽子归还河本。河本捏了一下礼帽，确认情报没丢，对“警察”说了好几句谢谢。“警察”一走，他也就回须磨处去。此后须磨又派了一个叫山口的人代替他。

　　“侦黄小组”将黄浚窃取情报的罪证拿到手后，立即报告谷正伦。谷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去蒋介石处报功，蒋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

　　伪造信“嘉奖”黄浚集团

　　对此，“侦黄小组”又作了研究，设下一个圈套，让黄浚集团全部往里钻。办法是伪造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这是由“侦黄小组”成员“伪造印信专家”皮伯圣干的。他在丁队长的口授下，模仿须磨的笔迹与口吻写了封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

　　伪造信写好后，由“侦黄小组”成员伪装成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山口那顶礼帽的夹层中。而山口和河本一样，到此店喝完咖啡，即将小王的礼帽戴走，小王也和往常一样，将山口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黄浚按“须磨”的指示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侦黄小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了。(据《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