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前的较量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

　　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的电报不外乎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好将内战责任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给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掩盖他调兵遣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的目的。

　　8月16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派人见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蒋介石收到电报后便估计毛泽东不敢赴重庆。因为10年内战时期他就在江西悬赏毛泽东的人头，现在毛泽东肯定不敢上门送头。8月20日，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仍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

　　毛泽东于8月22日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去晋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之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

　　周励武、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的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二人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他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因此，根本不做任何和谈的准备，而是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

　　发出两封复电之后，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的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暂时的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还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充分考虑到此行的危险。第二天，中共大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备战。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介石假戏真唱，锣鼓喧天，三封邀请电报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发，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蒋介石的和谈“诚”意传遍中外。美国、前苏联呼吁中国和平，国内的中间派也心思大动，各界纷纷劝说毛泽东成行，把谈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判断形势：“在内外的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又分析了第二种可能：“如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幕后的情报战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

　　在重庆的蒋介石被弄了个手忙脚乱。他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的“假戏”，因而没有准备“台词”。而中共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却按毛泽东的方案推演着。

　　造成蒋介石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得到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断定毛泽东不来。殊不知，这封电报也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才给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

　　这次政治斗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企图，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一个杰出范例。

　　从1938年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就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派驻联络参谋。驻一二零师的陈宏谟是个比较老实的人，见共产党真心抗战，还给贺龙部队送了20挺机枪，后来被国民党撤走。驻一一五师的李克定是个职业特务，收买师部译电员，被驱逐回去。还有一个周励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经延安时还发展了一个被服厂的工人去西安，发出的密信被我方查获。

　　这3个参谋都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搞共产党的情报，1939年冬天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许这三人再去部队，于是，这3个联络参谋就长期留在了延安，住在边区政府的交际处。他们是国民党在延安的公开情报官。

　　1943年，又有两个国民党军官骑着毛驴来到延安，这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驻一二零师联络参谋郭仲容。级别最高的少将徐佛观是陈诚的密友，不时痛骂孔祥熙贪污，摆出进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罗瑞卿的中学同学，开口就能大段背诵中共文章。两个联络参谋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时常接见宴请他们，他们也认真研读中共整风文件，时常向重庆报告延安的动态。出入延安，就是国民党特务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徐佛观回重庆述职时，总是被戴笠特意请到军统讲课。

　　驻扎在生活俭朴的延安，对于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来说，实在是个苦差使。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战事一触即发。徐佛观、郭仲容害怕成为人质，坚决要求调回去，而叶剑英参谋长却极力挽留他们。1944年5月，军令部才派周励武和罗伯伦来接替他们。

　　周励武一心搞情报，以期早日调回重庆升官。他见交际处的服务员王荣棠年纪小，就设计引诱。他外出时，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想等小王捡拾之后再抓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边保布置的人员，哪会贪图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捡起来放在桌上，第二次见他又“丢”，就向组织汇报。这就引起了我方对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际处的客人很多，有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朝鲜人士金斗奉等人。延安师范的女生关淑珍到交际处照顾胡仁奎的孩子，也顺便照顾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荡的场所，就盯上年轻的关淑珍，多次挑逗她。关淑珍将这个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一天，周励武趁屋里没人，对关淑珍动手动脚，被她打了两个耳光。在众人围观时，关淑珍当场揭露了他的恶行，周励武只得低头道歉。还是金城出面帮他劝说了关淑珍。这以后，周励武的态度就软多了。

　　这两个联络参谋经常偷偷发报。他们使用的密码极其独特，而且外出时总把密码本随身携带。

　　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联络参谋确实是个苦差使，可是后来，这日子慢慢有所改变。伙食越来越好，粗粮细做，还不时有肉。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还帮助晒被褥。更有意思的是，延安的舞会也来邀请他们参加，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友军看待了。两个联络参谋心情逐渐放松，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和硬硬的钥匙，有些不雅。

　　细心的服务员发现，出门跳舞看戏的联络参谋，衣兜瘪了。再观察，他们出门前总是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导员杨黄霖安排服务员找钥匙。

　　服务员在晒被子时发现，这两人外出时总把钥匙压在褥子下面。杨黄霖又练习开锁技巧。

　　为了支走两个联络参谋，交际处特意邀请这两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联络参谋一出门，我方边保侦察员立刻进屋，杨黄霖利索地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

　　此时的延安，不要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只得用笔抄厚厚的密码本。沿途有我方边保的暗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踪通报给交际处。杨黄霖安排招待员小心侍候，让他们回家越晚越好，两个参谋来到这风景秀丽的去处，未免流连忘返。

　　就是这样也抄不完，还得在联络参谋回来之前恢复原貌。好在有高级领导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他们赴宴看戏，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地“打牙祭”去了。这边又立刻开锁，抄密码。这样搞了3次，终于抄到了全部密码。

　　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向重庆通报的全部秘密情报，真是知己知彼。国民党本想假戏真唱，却反被我方导演，他们派驻延安的两个职业特务，让蒋介石成了丑角。

　　表面被动回避，突然间登台亮相，共产党情报人员不动声色，助毛泽东“大胆”出演。

　　国共谈判时，由于国民党缺乏事先准备，只能按照共产党的方案讨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速记员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毛泽东赞道：“这是在玻璃瓶子里面押宝!”于是，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就这样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安全地离开重庆，飞返延安。

　　(据《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