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或许，检方的“降格”起诉是因为背负了较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我们的社会总是对命案比较敏感，在“命案必破”背景下，好不容易抓住的凶杀嫌疑人，怎可能因为案卷丢失就“放虎归山”呢？

  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等死刑案件因证据不足而降格处理比较常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机关基于社会舆论、民愤等压力，既不敢因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又担心适用死刑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于是，降格处理成为最好的“折衷方案”。该案据说是经过汝南县政法委的协调，这就意味着案件办理已不再是单纯的司法认定，而夹带上了诸多社会考量。

  如果这只是一个特例，我们也能理解司法机关所面临的个别化困顿；但是将其置于《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改以来的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觉类似因为证据不足而“降格处理”的现象比较普遍。曾经震动全国的佘祥林冤案，当初就是由死刑被降格处理为十五年有期徒刑的。

  其实，不管哪种形式的“降格处理”，只要我们稍微触及其内在的根本性原因，就会发现一种折衷主义观念的潜在流行，威胁着司法正义的实现。而这种观念说到底，还是对司法法治规则的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