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1位教授联名向校长致公开信，建议北大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

  （11月10日《扬子晚报》）

  “腐败焦虑”已成

  制度进步最大障碍

  □曹林

  11位教授的方案经报道后立刻引来如潮的质疑，质疑都集中在：所谓增加高考面试比例，无非就是为有权有势的人上大学打开方便之门罢了。统一高考起码能保障起码的公平，谁能保证这样的自主招生不会成为权贵的盛宴？谁敢保证？又拿什么保证？11位教授接受采访时，没有一个敢保证，没有一个能拿出一份能让公众相信绝不会出现腐败的招生方案。

  一提到“如何防腐败”，改革就失语了，这是目前中国高考改革中一个难解的结。同是北大教授的法学专家陈瑞华曾说过：中国这块土地上永远流淌一种血液，这个文化基因是不可改变的，就是对腐败的深深的忧虑，这种对腐败的焦虑根深蒂固，使意识到高考问题并深恶痛绝的人也无法逾越这个心理障碍：与其改革后引来更让人痛恨的腐败，还不如忍受高考误人子弟——在一个公平稀缺的社会，舆论宣称，宁愿放弃1万个钱钟书，也要公平；宁愿承受应试之弊，也不要面对那可怕的、制度性的、成为权贵盛宴的高招腐败。

  显然，“对腐败的焦虑”已经成为高考改革和制度进步最大的障碍。不仅仅高考改革上如此，中国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如此。出于对腐败的焦虑和担心，制度无法前进一步，改革举步维艰，人们只能死守着一种简单的、一刀切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