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9日，日军冲进大帅府，砸开保险柜，惊奇地发现，里边竟然只有一块银元和一张折了两折的信纸……

  大帅府遭劫

  1931年9月18日，阵阵枪炮声过后，日军突破城垣，逼近大帅府。

  大帅府内有着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自然为日军所瞩目。占领沈阳的日军不等硝烟散尽，便急不可耐地冲进了大帅府。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大帅府没有丝毫准备，帅府内20多年来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张氏父子多年积攒的家底轻易地落到日本人手里。

  上百个日本兵在大帅府里东走西窜，一会儿抱俩瓷瓶出来，一会儿又抬出两箱金条，忙得不亦乐乎。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仅在大帅府内抄走的金条就有20多箱，至少有56000两，另外还有银元40多箱，古玩字画无数。

  曾亲历了那场浩劫的边业银行员工孙竞寰老人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前，边业银行刚刚从上海购进了一批黄金，数量达7000两之多。日军在占领大帅府的同时，也占领了张家的私家银行——边业银行。此后，这一批黄金便不翼而飞。另外，张家有许多贵重物品都存放在银行里，如张学良曾存放在银行几个樟木箱子，里面全是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画，这些珍品也一并落入日本人手中。

  神秘的保险柜

  混乱中，一小队日本兵冲进了位于大青楼二楼的张学良卧室，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上了位于屋角的一个大保险柜。这里是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卧室，保险柜中一定锁着大帅府内最贵重的宝贝。于是，日军一哄而上，一阵乱砸，将锁砸开。当一个士兵颤抖着双手拉开柜门时，所有人都傻了眼，他们实在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原来，偌大的保险柜里既没有古玩字画，也没有金银珠宝。仔细一看，才发现柜中一个角落里静卧着一枚小小的银元和一张折了两折的信纸。

  这块银元就是张学良六次抛掷，决定杨、常生死的那枚“袁大头”。而打开信纸后，发现它实际是一张收据，上面写有“收到现大洋五十万元整”的字样，署名是“赤冢、鹤见”，日期是“一九二九年九月”。这张普普通通的收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段故事呢？

  张学良盯上

  日“政界梦游症患者”

  皇姑屯一声巨响，使张学良背负了对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审时度势之后，张学良寄希望于“堡垒从内部攻破”。他的想法是，如果日本内阁换成亲华派或者和平派，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小。所以，当日本在野党——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准备参加日本第十七届大选时，张学良就把心思用在了床次身上。床次竹二郞，是跨越大正、昭和两代的日本政界实力人物。他做事雷厉风行，有铁腕之称，是一位权力欲极强、在政治上惯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为了谋得大权，他曾多次转换政党，被人戏称为“政界梦游症患者”。

  在权力争夺中，为扳倒田中内阁，床次还不惜背上叛国的罪名，协助张学良的情报人员蔡智堪获取“田中奏折”。

  床次欲向张借款2000万

  1928年11月，为推翻田中内阁，取得中国政界的支持，床次携助手赤冢等人来华访问。他先后在南京、北平会晤了蒋介石、阎锡山等政界要人。最后，他来到沈阳，希望得到张学良的资助。床次一行的到访受到张学良、杨宇霆（当时对日外交主要由杨主持）二人的隆重欢迎。

  在与张、杨会谈中，床次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表示要率领政友本党联络民政党，共同打倒田中义一领导的军阀内阁，组成政友本党内阁，届时他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且向张学良明确表示，一旦执政就将着手解决中日悬案问题，改善两国邦交。

  床次的话深深打动了欲与日本和平发展的张学良，他决定支持床次参加竞选。

  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床次先生说，假如他能够执政，很愿意着手解决中日悬案。他说，现在要竞选政友会的总裁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问他竞选总裁得要多少钱，他说大约需要2000万元，我说送他2000万元。他说这2000万元他不能要，假如我借他2000万元，将来他有能力时再偿还。后来就这样决定了。”

  床次得到张学良的欣然应允后，并没有立即借款，而是约定待日后真正需要时再来提取。

  杀杨宇霆得到床次谅解

  床次离开沈阳后不久就发生了“杨常事件”（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突然在大帅府命人枪杀了在东北权势熏天的杨宇霆、常荫槐）。在处理完善后事宜后，张学良突然想起，床次的心腹赤冢与杨宇霆私交甚好，现在杨宇霆被杀，如果不赶紧把事件内情告知床次，取得他的谅解，恐怕会影响日后的合作。

  为免发生误会，张学良派长官公署外交处的胡俊赴日。

  胡俊来到东京后，把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了床次。床次把信看完之后，面显不快之色。但杨宇霆已死，而他本人的竞选还需要张学良的支持，只好叹口气说道：“好吧，杨宇霆已死，现在不再说他了。张将军既愿意继续与我们合作，我们甚是欢迎。”并请胡俊向张学良转达：将来遇有必要时，还要派人到中国与张学良接洽，为后来的借款之行打下伏笔。

  得知此事得到床次的谅解，张学良甚感满意。

  床次派人拿走50万

  1929年的初秋，竞选在即，床次便派他的心腹赤冢和鹤见来到沈阳。到沈阳后，二人先求见了负责东北对日外交的王家桢，向其吐露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筹集选举经费。

  赤冢介绍说，日本本次大选，无论从人心向背上说，还是从政党人物的号召力上说，都非政友本党莫属，他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选举经费问题。

  王家桢马上将与二人会谈的详细内容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认为：“假如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一旦能够在国会中取胜，将来组成内阁，日本政府将会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态度，以避免军事威胁或发生暴力，这是值得的。”张学良让王家桢代表其进行具体交涉，赤冢提出：“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希望贵方负担三分之一。”此数折合中国大洋约200万元左右。

  张学良听完王家桢的汇报后，兴奋地说：“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200万，就是再多也可以。”但为慎重起见，决定先支付其50万元，其余的在王家桢日后去日本面见床次后再说。

  但在付款时，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王家桢拿着张学良签了字的领款条子到官银号去取款时，官银号却没有那么多现款。王家桢找到官银号总办鲁穆庭，鲁穆庭向来办事严谨认真，觉得王家桢此次用钱太多，又不肯说明用处，不愿一次付清。几经周折，王家桢才将这50万元现款领出。不知道是官银号故意为难王家桢，还是真的没有大面值票子，付的全是5元以下的小票，50万元装了整整两大柳条包。赤冢、鹤见两人当时傻了眼，这得点到啥时候啊？不过，他们估计张学良也不会骗他们，于是找张纸，草草打了一张收据。

  这就是后来惹下大麻烦的那个收据。

  事发后床次一命呜呼

  年底，王家桢奉张学良之命，带钱赴日本与床次见面。床次生病刚刚出院，王家桢回忆说：“我和他见面时，他像会见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很热情地欢迎我。他很自豪地说，他虽已70多岁，伤口缝线好得非常快，医生都觉得吃惊。他暗示他的政治生活前途还很远大呢！他以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政治纲领能吸引海外人士的共鸣和赞助而感到自豪。”

  此次长谈，王家桢发现床次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只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而他津津乐道的，也只不过是夸耀其过去罢了。

  事关重大，务需谨慎。于是王家桢遍访旧友，并与驻东京办事处人员审慎研究日本的政局。最后一致认为：政友本党这次获胜的几率小之又小，资助政友本党很可能会竹篮打水，王家桢便把钱带回。

  日本第十七届大选前夕，不肯放弃最后希望的张学良再次派王家桢到日本会晤床次。正如王家桢预料的那样，此次大选，政友本党与民政党均未获得预期的胜利，政权仍掌握在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手中。后来，政友本党与民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里揭发田中内阁的贪污罪行，田中内阁才告垮台。民政党与政友本党遂共同组成联合内阁，以民政党的总裁滨口幸雄为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床次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张学良寄希望于日本更换内阁，从而改变对华政策的努力宣告失败。

  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床次，都是在秘密进行中，双方都采取了极谨慎的态度。努力失败以后，张学良为慎重起见，便将赤冢和鹤见写下的那张50万元的收据收藏于卧室的保险柜中了。

  谁料想“九一八”事变突发，一夜之间，大帅府为日军占领，根本来不及处理。这张收据被日军发现并上交，直至出现在日本内阁的会议桌上。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以叛国罪，将时为众议院议员的赤冢和鹤见逮捕，并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日本政界掀起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受此打击，不久，床次竹二郞病故，政友本党也从此一蹶不振。（据《辽沈晚报》）

  大帅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