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些特殊的投资移民，应如何从制度根本上加大监督力度？

  “解决官员外逃问题需要大力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告诉记者，我国各地官员申报财产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一个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包括“申报对象-申报-公开-监督-问责”五个环节，“只有让官员财产接受更广泛的民众监督，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于建嵘说，2010年7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增加住房、股票投资及子女海外工作和投资的内容。现在的关键是各地要加大实施力度，同时也可以尝试吸纳民众监督。

  记者采访中还获悉，贪官转移资产外逃不归频频得手还与监管存在盲区有关。比如海关规定了携带现金的额度，但是有的地方即便携带超过规定几倍的现金也很容易出关。一名公安系统人士称，地下钱庄为洗钱提供了足够的便利，在沿海有的地方，甚至有银行与地下钱庄勾结的现象，资金进出国境几乎不受约束。

  针对特殊目的商人投资移民监管问题，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民接受采访时认为，首先要加大对商人非法所得的查处力度，让他们不敢通过违法违规手法获取暴利。

  长期以来，在经济贿赂案件中都存在对官员处罚较严，对商人处罚较轻的状况。对于行贿的商人实际上是能不追究就不追究，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即便是对商人进行处罚，目前商业贿赂的处罚标准也太低，与商人通过贿赂获取的巨大利益相比微不足道，处罚也就失去了威慑力。

  任建民说，我国涉及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则不少，如有《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工商部门有《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现在的关键是要对违法违规的商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