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贵

  深圳益田村一名老人跌倒，因无人相助不治身亡。近日，深圳两名少年因救助跌倒老太太，受到政府部门表彰，并被分别给予1万元的奖励。（本报1月14日06版）

  政府部门大张旗鼓对两少年进行表彰的动机容易理解。一来，此前刚刚发生过见死不救的负面事件，两名少年的出现，恰好是对城市形象和社会心理的补救；二来，政府也希望通过树立一个典型，将个体行为上升到公共高度，来倡导一种正面的价值观。

  这样的初衷无可厚非，但效果如何不容乐观。其实，遇到老人摔倒上前扶一把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对于这样一种属于道德常识范畴的行为，动辄给予万元重奖，明显有违适当合理的原则。奖励若超过了必要限度，其意义必将大打折扣。

  仅仅就事论事进行奖励，并不能打消公众在遇到同样情况时的后顾之忧。其实，最让人感动的不是两名少年的见义勇为之举，而是被救老太家属苦苦寻找少年的行为。

  “扶起老太奖万元”是一种道德焦虑，可正如道德风气的下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样，道德素质的提升也不是朝夕之间的事情。相比树典型立榜样，政府更应该做好的是基础工作和制度建设。不然，我们一边悲叹于人心冷漠道德败坏，另一边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又频繁发生，这怎么能让人产生道德安全感？换句话说，如果道德光芒不是总洒在个别典型人物身上，而是每一个行善者都能得到制度性的关怀，我们还会这般焦灼不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