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久何叔衡就发现，与土地政策一脉相承的是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这一左倾方针。作为判决的复审工作负责人，何叔衡发现送到他手中的死刑判决越来越多。

  1932年10月，何叔衡收到了会昌县苏维埃送来的死刑判决。只要何叔衡朱笔一点，就可以执行。但何叔衡仔细阅览了全部材料，发现所谓的犯罪，大多是偷鱼偷牛的琐事，他立刻批示不能处死，改换主审人，重新审批。

  判决书中充满了各种口号标语，说嫌疑人“藐视国法”。何叔衡不客气地批示道：“我们没有颁布什么‘国法’，他到底藐视了何国的法？还请你们回答回答。”

  何叔衡“慎杀”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主导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外表守旧多礼的何叔衡，这次却并未表现得如谦谦君子，他不仅拒绝接受这些批评，而且起身一一反驳这些批评他的年轻人。何叔衡始终坚持他的观点：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义。

  1933年底，何叔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转移时，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

  苏区沦陷后，何叔衡虽然年近花甲，却每天拄着拐棍到各村去做动员工作。许多同志看到村路上他清瘦的背影，都忍不住辛酸。但没过多久，他又被派到白区工作。

  1935年2月24日，在向白区转移的过程中，何叔衡等人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堵。为了不连累同志，何叔衡跳崖自杀。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