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近日，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丹城镇发生一起丙肝聚集性疫情，目前56人经初筛检测阳性。截至11月28日，河南永城市马桥镇也已发现104例丙肝抗体阳性，确诊6例丙肝患者。据初步调查，疫情可能是因不安全注射引起。（详见本报今日3版）

  一座小镇，因丙肝突发，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不幸者的不幸，瞬间在人心深处引发激荡。于是，在同情、遗憾与困惑之外，悲剧何以酿成、谁应为此负责，再一次成为两个终极追问。之于前者，答案似已若隐若现，“医生注射未换针头”；而对于后者，或许言之尚早，却终归不容回避。

  丹城镇的丙肝疫情，的确很是诡谲。可是，在最初的震颤之后，公众难道不会心生一种“何足怪哉”的感叹？类似事件的发生，固然极端偶然，但仍不曾超越你我的印象：农村小城镇，历来医疗基础薄弱。非但卫生设施残缺不全，某些从业者业务素养亦不敢恭维。在本就堪忧的大背景里，某些“意外事故”，都有“必会如此”的基因，而此次丙肝疫情同样概莫如是。

  一套低质运作的农村医疗体系内，种种已被主流社会淘汰的医护器具、治疗行为，得以顽固存活直至酿成事故。“老式的不锈钢注射器”、“针头经开水消毒后继续使用”……你能想象此类事情，发生于大城市、大医院吗？尴尬的现实是，即便在公共卫生领域，农村也无可奈地“被边缘”。其结果只有一个，在广袤的土地上，“更合理的医护规范”难被恪守、“更有效的救治手段”难以推广。

  缺乏强力推动，若照自发秩序演进，农村与城市、小城镇和大都会，医疗层次的差距注定愈发拉大。少数发达地区，具备完善的软硬件基础。之后，任何理念的更新、技术的换代、器具的升级，都只需支付更小的“边际成本”。但，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最起码的公共医疗基础，犹未能完全建成。在这里，即便是底线性的“规范化努力”，都代价沉重、举步维艰。丹城镇的丙肝疫情，何尝不遵从着上述逻辑——当事医生痴恋“老式注射器”，当地监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半因为，倘若较真，成本肯定很高。

  “丙肝事故”的另一面，乃是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医疗水平时间差”。当一次性注射器已成城市的常态物件，在农村，“老式针筒”仍市场广阔。人和物，观念与器具……凡此种种，乡土世界，无不显得滞后一拍、落后一步。发生在丹城镇的不幸，绝不仅是失职医生的过错，亦不全是渎职监管者的责任。步履蹒跚的农村医疗标准化进程，才是真真切切的肇事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