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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记者采访了时任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他从空军设立“专机”部队开始，就给领导人开飞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都坐过他开的飞机。采访中，时老回忆了给中央领导开专机那些年的一些事。

  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我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那时候还不是苏联教员，而是日本教员。那些日本教员都是关东军战俘，经过我们的教育愿意留下来。

  我们学飞行的时候飞的是日本教练机——日本战败后剩下的破烂“99高练”。为什么说是破烂呢？我记得日本教员带着我飞一个小转弯，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转弯，造成的离心力很大，对飞机算是一种“考验”，第一回落地之后，中国教员把日本教员狠狠骂了一顿。因为这批教练机都是破破烂烂的飞机凑起来的，飞这种“花样”的动作很容易解体。当时中国飞行员数量极少，很金贵啊。

  我1950年10月毕业，11月到长春集合。1951年1月，中国空军购买并改装了42架苏联的“伊尔-12”高空运输机。从此我就开始飞“伊尔-12”。购买这批飞机主要是为了支援18军和平解放西藏。当时进藏部队所有的物资都靠空运，咱们的部队走到哪里，飞机就空投到哪里。

  1955年5月1日我回到北京，任“独三团”二大队大队长。那时，飞机有不少，但是比较杂。我记得有“安-2”、“安-45”这种小飞机，也有“里-2”这种中型运输机。“里-2”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专机，后来，使用“伊尔-24”当过专机，之后就是“伊尔-18”，后来又增加了直升机。1963年，空34师成立，下辖3个团（100团、101团、102团），当时我是100团团长，专机主要都在100团。

  周恩来最爱吃四喜丸子

  最常坐飞机的是周恩来。在“文革”之前，周恩来总是坐我开的飞机。1960年四五月份，从苏联进口的第一架大型飞机启用后，赶上周恩来访问印度。他就成为第一个坐中国人自己的专机出国访问的领导人。

  周恩来非常亲切，尤其是对我们机组人员。不管多忙，只要是上了飞机，一定会先到机舱跟大家问候一下。他总是说：“你们好，受累了，谢谢。”然后跟大家握握手。到了目的地降落以后，除非有外国人在下面欢迎，要不然他都先到前舱去跟大家告别一下，“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好好休息”。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忙，常常在汽车上、飞机上吃饭，如果是在飞机上吃，那就是我负责给他带饭。在我印象里，周恩来最爱吃四喜丸子。

  周恩来经常过来和我们攀谈，问我们飞机飞到哪个机场，天气怎么样，要飞几个小时。然后他就回到机舱里看文件、批文件。总理太忙，太累，有时在飞机上睡一会儿。在距离飞机着陆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总理总会在飞机上洗漱一下。

  刘少奇让“空姐”给王光美当临时秘书

  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也经常坐飞机，他对我们也很亲切。1965年，刘少奇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之前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对我说：“这次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夫人都有女秘书，王光美同志没有单独的秘书，这样不太好。”刘少奇就和我商量，叫我们服务员就是现在的空姐给她当临时秘书。刘少奇最后笑着问：“你看这个事情行不行啊？”我说怎么不行，在空中她们照常工作，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就叫她们跟首长去。

  那一次飞行是刘少奇第一次飞越雪山，他对我说，“飞到高山的时候告诉我，我要看看”，从巴基斯坦走的时候，飞过喜马拉雅山时，他果然到前舱来看风景。机舱前面视线最好，刘少奇就坐在机务人员的座位上，一点儿架子都没有。

  朱德喜欢在驾驶舱看风景

  朱德坐飞机有一个习惯，上了飞机他不喜欢在座位上坐着，而是喜欢和飞行员一起在驾驶舱坐着看风景。起飞他不离开，落地时也不离开。我们飞到大别山上空，天气特别好，他就开始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陈毅是个爽快人，跟机组人员也是嘻嘻哈哈，起外号、开个玩笑是常有的事儿。有时候他还邀请我们吃饭，饭桌上给我们介绍,“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小女儿。”陈老总爱吃红烧肉，他夫人却不让他吃，有一次夫人当面用筷子一打，把陈毅夹的肉打掉了，陈老总也不在乎，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毛泽东请吃狗肉

  毛泽东最早坐过“里-2”，我是副机长。后来，有了“伊尔-24”，毛泽东也坐过。1958年以后，毛泽东改坐专列。1959年开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在专列上，请我和空34师师长胡萍吃了一顿狗肉。不过，其实我们没见到主席，是汪东兴作陪，但名义是主席请我们吃的。

  林彪没有坐过我的飞机，他坐的“子爵号”是从英国买的，四台发动机，能坐50来人。这种英国飞机，人家早就淘汰了，因为航程短、容纳的人少，从商务角度来讲不赚钱。英国卖给巴基斯坦，咱们觉得这个飞机发动机在后面，噪音比较小，即便航程短，咱们当专机也就够了。

  “9·13”事件前后

  1971年“9·13”事件前，领导派我到阿尔巴尼亚，9月9日晚上才回来，10日我按惯例休息一天，9月11日上午开了总结会。因为快要过国庆节了，林彪在北戴河休养，随时可能回京，所以我们都做好飞的准备。12日是礼拜天，放假了，到了12日的晚上就出事了。

  吴法宪电话打到我这里，询问“三叉戟为什么到了山海关”，我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知道这个情况。吴法宪说“你当师长怎么什么也不知道”，还批评了我一顿，我硬着头皮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我不会跟司令员说假话。”挂了电话，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胡萍的电话询问，胡萍说：“你告诉吴司令，飞机正常训练。”我就信以为真了。十几分钟后，我接到通知叫我赶快去指挥塔，我急急忙忙赶过去，一进去，吴法宪又把我批评一顿。“飞机走了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

  我个人也有一些错误。那天传达命令，两点半以后禁航。得到命令后，我就要去传达，一出门就碰到胡萍，胡萍是老师长，又是空军副参谋长，我就先给他报告。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特别难看，一点儿表情都没有。随后，我拿起电话给作战科下命令，并告诉他们向沙河机场那边传达。作战科问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呢？我说我亲自传达。我本人就在西郊机场，我一说不就传达了吗？可是南苑机场那边我一忙给忘了，结果有一架直升机跑了。

  被关了11年，生活待遇还不错

  “9·13”事件后，专案组的人就把我关起来了，让我一遍一遍地交代那些问题。不过，我还是干部待遇，住在疗养院，条件也挺好的。一人一间房，伙食是两素一荤一汤加主食，门口24小时都有站岗的，就这样关了7年。

  1978年，我又被转到山西劳改农场，那里专门有一个厨师给我做饭，那些管教干部也没有把我当犯人。我现在想，关起来也未必是坏事，等于把我保护起来了，也没有受到虐待，直到1982年我才被释放回家。

  （据《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