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也参与过“ ”斗争

  核心提示   年底了，“讨薪”事件层出不穷。现在“讨薪”的主体大多是农民工，而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鲁迅也曾参与过“讨薪”斗争。

  中国知识阶层带有“士大夫”习气，经常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在“五四”运动中，鲁迅第一个透彻地阐明了“钱”的意义：“钱——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参与了北京教育界向北洋军阀政府索取欠薪（简称“索薪”）的韧性斗争。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摘自鲁迅《记“发薪”》一文

  ●最初：

  没参加示威运动，索薪不积极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根据税收的划分，来确定各级教育经费。大学教育经费由中央负担；中小学教育经费由省市县地方负担；私立大学、专门学校及各学术团体的经费，由中央酌情予以补助。中央教育经费主要靠中央政府拨款，其数量一般随中央财政收入的多寡而增减。财政紊乱和入不敷出，就使本已偏低的教育经费捉襟见肘。

  1917年后，由于军阀混战，军费开支浩繁，教育经费多被挪用。按1919年中央预算，海陆军费用占预算支出的42%，而教育经费不及预算支出的1%。许多学校因经费短缺而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发展，致使索薪罢教风潮迭起。

  但是，对于教育部公务员们组织的“索薪”斗争，鲁迅一开始的态度并不积极。民国之初，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在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长达14年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薪金到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圆，但是教育部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常拖欠，实得薪金仅有2/3甚至1/3。

  1920年教育部第一次组织“索薪团”，到财政部静坐抗议，但查《鲁迅日记》未见记载。

  1921年4月8日，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6月3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罢课，并为维持教育举行请愿。8月15日，教育部公务员因欠薪达5个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停止办公。但查阅《鲁迅日记》，均未见记载。鲁迅没有参加“六三”等示威运动。

  ●原因：在八所学校兼课，有不少收入

  之所以对“索薪”并不积极，是因为鲁迅除本职工作外，还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有不少收入。

  1920年8月2日，鲁迅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中国小说史》讲师，每周一小时，定月薪18银圆；同年8月26日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次年1月12日开课，每周一小时，定月薪18银圆，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每天坐班的公务不多，所以可以安排每周下午有几次到北京各校开讲，按照聘书所定讲课费应有36银圆。

  1923年9月，鲁迅又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高师）的聘书，每周讲课一小时、月薪13.5银圆；同月接受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聘书，月薪10银圆。

  到1925年9月鲁迅再接受北京中国大学聘书，担任本部小说学科讲师，还在大中公学、黎明中学兼课。鲁迅同时在四五所高校和两所中学兼职，几乎每天要讲课，每月所得不少。这不能不认为除了文学事业爱好以外，还带有经济上的考虑，就是尽量多挣钱贴补开支。

  ●欠薪：日记中经常出现借款情况

  因北洋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教育部及国立各校财务枯竭，长期欠薪，鲁迅在日记中，经常出现借款的情况。例如：4月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假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圆的高利贷）；4月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鲁迅日记》10月24日记载“下午往午门索薪水”，但无结果，只有继续借债度日。日记中还记载：11月3日晚从齐寿山假泉卅；11月9日从大同号假泉二百，月息一分，还齐寿山卅。

  12月16日，教育部薪金拖欠半年，鲁迅与15名科长、主任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这时他才公开参与“索薪”抗争。《鲁迅日记》载：1920年他共收入1月至9月教育部薪水2640圆，拖欠3个月的薪水900圆。1921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2490圆，拖欠半年多的薪水。

  1923年鲁迅共收入教育部薪水2094圆，累计拖欠九个月。1923年11月18日鲁迅发表谈话《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欠薪严重的情况。

  ●参与：作为代表赴国务院索薪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学生们的鼓舞和带动下，北京各院校教职员也联合起来，为“索薪”而罢课罢工。鲁迅于1926年1月15日上午出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职员代表第一次会议，大会决定女师大参加次日国立八校教职员赴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联合索薪的行动，并推选鲁迅、陈启修代表女师大发言。1月16日上午，鲁迅前往北京大学与各校代表会合，同赴国务院索薪，获得基本妥协。

  1926年7月21日鲁迅《记“发薪”》一文，公开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9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2万多元），请听这篇文章末尾的弦外之音——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3圆，第二次6圆，第三次82圆5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99圆，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9240圆，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几天或几月以后，人不见人，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成物质上的穷人了。

  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1926年7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门大学提供的旅费100圆和月薪400圆后，于8月26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

  （据《河北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