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真好》的编剧是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赵冬苓，在印象中，她一直擅长写主旋律类的作品，比如《任长霞》、《郑培民》等，“因为我写东西比较快，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完不成的作品扔过来，我接着写出来。”

　　在赵冬苓的理解中，“主旋律”其实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她没有刻意去追求这种类型的题材，因为她认为不仅仅是那些能对党和人民表达感情的作品是主旋律，那些对生命、生活感悟的作品都应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活着真好》这个作品也不例外。“开始创作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排斥的，但是自从我从天津采访回来，一切就都变了。”

　　偷换主题——癌症只是地雷，把整个故事踩响了

　　赵冬苓创作有个习惯，就是写前一定要去采访，无论何种题材。她采访的时间不会太长，短则一日，长则两三天，只要找到与题材符合的灵感就马上撤回，然后就是埋头创作。《活着真好》也是这样开始的。2005年的春天，赵冬苓带着最初的顾忌赶赴天津，见到了几十位乳腺癌患者，她们是各种类型的人，有着各样的社会身份，但都因为这个病团结在了一起，成了最好的姐妹。“乳腺癌对于女人来说，它的治愈率比起其他类型的癌症其实算是很高的，只要发现及时、治疗得当，即使转移了也有可能治愈。但对于一个女人，它的伤害又是最大的，因为它的到来践踏了女性的自尊和自信。”面对着采访对象或开朗或苦闷的脸，赵冬苓忽然明白了，这虽然是一种癌症，却可以称得上是人生灾难的缩影，它的特殊性造就了它巨大的伤害力。“于是我找到了这个题材的价值，就是不局限在这个疾病上，而是扩展到人生问题，用故事告诉观众，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用赵冬苓自己的话说，她“偷换”了主题，把“乳腺癌”变成了“人生灾难”，癌症只是一个地雷，把整个故事踩响了。在那一瞬间，赵冬苓找到了这个剧本的灵感赶回山东，开始了为期2个月的集中创作。

　　深入采访——是“破裂”、是“维持”、还是“更好”，取决于人生态度

　　在故事的三个姐妹中，老二简宁得了乳腺癌，提起她的原型，赵冬苓微微叹了口气：“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赵冬苓亲眼看到了由这个病引发的各种家庭问题，也体会到它对女人自信的致命摧毁。在采访中赵冬苓发现，得病的女性一般都会有自卑心理，在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后大都会选择戴“假胸”，有些女病人甚至从上了手术台后就再也不让丈夫看自己的身体。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赵冬苓采访到一个女副局长，因病切除了乳房后，却没有因此委靡不振，对于残缺的身体她表现得非常大方，甚至大摇大摆地进入公共浴池。尤其让赵冬苓吃惊的是，这个女病人和丈夫的关系比以前更好、更亲密了。“她说自己之前是个女强人，当了副局长后，凡事总看不上自己的老公，觉得嫁错了人，后来遭遇了这场灾难，忽然发现老公在现实面前表现得很强大，也成为了她的靠山。”在赵冬苓的观察中，因乳腺癌引发的家庭问题一般是“破裂”、“维持”和“更好”3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一般取决于女方的态度，如果女方在病后开始自卑，无端猜忌，那么就会把丈夫一步步地推出家门。

　　“我写的东西大都在展示事件本身，对‘应该如何’展现得比较少，管虎在后来的创作中给予了很多‘应该如何’的补充，也把原来的30多集扩展到44集。”

　　最后升华——以大儒的态度看待生命和灾难吧

　　剧本出炉后，导演管虎看后兴奋地对赵冬苓说：“赵老师，这是一个大儒的东西!它告诉人们如何以儒家的态度看待生命，看待灾难!”管虎不仅立即着手准备开拍，而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加入了管宗祥、马精武、黄渤和陶泽如4位演员的戏份，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任务都是表现在面对灾难时“应该如何”。

　　“这部剧其实就是想告诉人们，癌症就像我们遇到的所有人生问题一样，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潜伏着，虽然我们可以预防它，但是不一定能阻止它的到来。所以，回避不是办法，应该考虑的是当遇到时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它。”赵冬苓用她女性特有的细腻感觉着这一切，在她看来，把故事写成一个病就太狭隘了，它不仅是应对灾难时的态度，更是提醒人们，趁着我们还健康，就要考虑如何培育健全的人格，这样在人生的灾难中才能活得更好，即使灾难不会消失，活着的时候也会活得有个人样儿，以有尊严的方式承受。

　　后记：采访赵冬苓的时候，感觉她语速很快，思维清晰，她说自己是个写作狂，3天不写东西就会感觉生活没有意义。她认为自己未来最好的出路就是写着写着忽然倒下。但是，写作是个辛苦活，尤其是做女编剧，那种构思期间的压力是任何人都不能帮助分担的，然而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让她很满足。《活着真好》的本子在开始时让她感觉有些沉重，但了解多了，她的感触也就汹涌而来，完成之后她一边更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一边对生命也多了一层更深沉的感悟。“该剧的意义不仅是这些感悟，还有正如管虎所说的，如果10个女人看过我们的电视剧，有1个去做健康检查，那就算做了件大善事了。”

　　（张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