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导读

　　王光英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那弥勒佛般的面容经常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连一些小孩子也能叫出他的名字来。但是，对他那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却知之者不多：他出身于一个北洋政府旧官僚家庭，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改革开放后曾因“红色资本家”的称号被海外媒体广泛关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盟友却3次要求入党遭拒……

　　■王光英曾是众兄妹中唯一的“中间分子”

　　王光英有兄妹11人，他恰好居第六，前5位都是哥哥，后5位都是妹妹。在几位哥哥中，有国际贸易方面的专家，有国内知名的皮肤科专家，有共产党的无线电专家，也有国民党的空军英雄；而几位妹妹中，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有幼婴教育工作者，也有医务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只有王光英一人选择了从经商到从政的人生道路。大家都熟知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是王光英的大妹妹。

　　解放战争时期，王家兄妹有的在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有的在国民党那一边，只有王光英是个“中间分子”，于是母亲给北京西山的共产党游击队送信时都让他陪同前去。王光英在解放前曾读过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都是母亲董洁如代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者保管的。

　　由于兄妹间政治信仰不同，家里常常发生关于政治问题的争论，就是在饭桌上也是各持己见，总是争得面红耳赤。为此，父亲王槐青不得不订下这么一条“家规”：“饭桌之上，只叙天伦之乐，不谈政治。” 

　　改革开放后，王光英出任光大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光大集团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在香港设立的第一家大型国有公司，有力地支持了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

　　■“红色资本家”头衔的由来

　　1942年王光英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就致力于实业救国，在天津开办了近代化学厂。

　　那时，近代化学厂是用三轮车送货的，送货的大多是学徒。但做生意要四处奔走，王光英便在自己乘坐的三轮车上顺道带些货物亲自向客户送货，以便及时送货、及时收款，加速资金周转，同时也节省开支。当时，近代化学厂的资金周转次数为每年平均15次至20次。

　　以后，王光英又开了家利生针织厂，生产筒子绒和筒子纱，制做内衣和运动服装。解放后，王光英带头接受了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天津的许多中小针织厂合并，组成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王光英被任命为经理。

　　1949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王光英了解天津一些重要的工商界代表人士的经历和政见，他便在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士之间架起了桥梁。

　　也由于刘少奇这次的天津之行，使王光英得以在天津工商界上层初露头角。那年，天津工商界推选王光英为天津市工商联首任秘书长。从此，王光英的人生视野扩大了，生活境界和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高。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11月30日，天津工商界4万余人举行了反美爱国示威大游行，此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工商界都热烈响应，相继举行了抗美援朝示威游行。王光英是此次游行的设计者，也是具体发动者和组织者。

　　1957年4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陪同他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在天津，周恩来宴请了伏罗希洛夫，时任天津工商联合会秘书长的王光英也参加了宴会。酒桌上，在周恩来的示意下，王光英端起酒杯向伏罗希洛夫敬酒，并祝他健康长寿。伏罗希洛夫非常高兴地将酒一饮而尽，并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这时，周恩来在旁边风趣地说：“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继而又补充了一句，“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作为“红色资本家”，王光英认为自己无论干什么事都要看是否对国家有利。1983年，智利一家倒闭的铜矿因急于还债而转手1500辆名牌车。王光英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派出一个由专家与工作人员组成的派遣组飞赴智利。中方人员在智利验车时，发现各项指标确实令人满意。在紧张地讨价还价之后，矿主与光大实业公司专家组达成了以原价3.8折的价格成交，1500辆新车为国家净赚了2500万美元。从王光英捕捉到转让二手车信息到1500辆车运达中国港口，这么一大笔交易仅仅用了86天。

　　经过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各个时期的历史考验，王光英不愧为与共产党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红色资本家”。

　　■屁股坐在中共这边的“党外人士”

　　对于王光英的组织、交际才能，周总理很赞许，曾多次说：“王光英善于做人民外交工作。”

　　1956年，王光英作为副团长带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赴埃及开罗。当代表团抵达开罗翌日，英、法两国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利益，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埃及坚决给予了抵抗。面对这个突发事件，身在埃及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如何应对呢？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给出“来不及请示国内，请代表团当机立断”的答复后，王光英想：为求解放，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支持埃及人民抵抗侵略。于是，在塞德港动员大会上的几十万人海中，出现了一面用汉字和阿拉伯文写的巨大红色横幅：“中国青年坚决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此举深深赢得了埃及人民对中国的信任。

　　光大实业公司成立后，为了广开财源，立住脚跟，王光英先后邀请了基辛格、尼克松及超级“财神爷”洛克菲勒等世界级重量人物做客“光大”。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走进“光大”，为光大实业打开了一扇扇走向世界的门。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王光英对两件大事的早期参与感到最难忘：一件是开发上海浦东，另一件是建设三峡工程。其实，王光英为社会主义新中国革命和建设做了许多好事，并长期在党外工作。一般人或许难以相信，他曾经3次向中央高层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却3次被善意地“拒之门外”。

　　1944年，在北平北海，王光英见到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开门见山地请崔介绍他去延安。崔月犁笑着回答：“你在天津不是有化工厂吗？恐怕你到了延安，党仍要你做生意的，你不要把做生意和干革命截然分开，在天津干你的本行，不一样也能为革命作重大贡献吗？”

　　解放初期，王光美带着家人没见过面的姑爷刘少奇第一次登门。当时，王光英向刘少奇谈了有关工商界的情况后，就提出自己不想当资本家，不想获得一个剥削阶级的罪名，而且哥哥妹妹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也想入党。可是刘少奇却说：“我们十分需要党员干部，同时也需要爱国的、有本事的、能够和党合作的资本家。希望资本家中的先进分子起到带头作用，把屁股坐到工人阶级这边来。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对新中国建设所起的作用将比你参加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听了这番话，王光英脑海里突然闪过上次向崔月犁提出入党要求时的情形。两位共产党干部都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好像已经指明了他一生所要走的人生道路。想到这，他爽朗地对刘少奇说：“我明白党对我的期望了，我会按照这个期望去努力。”

　　王光英担任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后，由于工作关系与胡耀邦接触多了，王光英又一次向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入党要求，胡耀邦诚恳地希望他“身在党外，心在党内，穿着大肚皮（指资本家）的衣服，把屁股坐到工人阶级这边来”。

　　1990年，王光英从中国光大集团高层卸任，由香港回到北京。1994年起，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由一个“红色资本家”成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年事越高，他的日程安排却更为紧张。平时，王光英的生活中有“三多”：一是要看的文件多；二是活动增多，最多的一天他赶了9场；三是找他办事的多，每天清晨例行的散步还没走两圈，找他办事的电话就来了。

　　■一生坎坷却不改乐观与宽容

　　王光英一生中曾蹲过3次监狱。第一次是1939年被日本宪兵队以“共产党嫌疑犯”的名义关进了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煤渣胡同宪兵队监狱；后来，在父亲王槐青的营救下，王光英在监狱里蹲了56天后被释放出来。第二次是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以有贪污嫌疑关进了监狱，后来检察官查了3个月，却没查出什么问题来，王光英被无罪释放。第三次是1966年，王光英受刘少奇冤案的牵连入狱，直到1979年7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释放出狱。

　　虽然经历了很多磨难，王光英始终保持乐观与宽容的态度。他说：“凡属于不是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连想都不去想它！” 

　　王光英先后担任过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要职，地位显赫，但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平易近人。平时，来家里看望王光英的朋友很多，不论来人是官还是民，有名还是无名，客人走时他一律送到电梯口。

　　王光英喜欢收集艺术品，他的家布置得像座微型艺术馆，连花园或过厅的一隅之地也不放过，客人不管在任何角落总能看到主人独具匠心、精心布置的工艺品。1997年12月，王光英夫妇把一方“龙虎画像石”捐献给了国家历史博物馆。（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