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被责罚后，又能改过自新，公权没有道德洁癖，群众向来也是举贤不避“历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长江的复出也许未必应该动辄得咎。但问题是，这样的复出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在“三鹿”事件中数十万受害儿童无法获赔的背景下，于情于理多少显得有些突兀而诡异。

　　政坛不是歌坛，进退之间不仅事关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且关乎公平正义，先不说要敬畏民意，起码也要给民意一个解释。从这个层面看，与其怪公众总是盯着问题官员不放，不如说是进退失据的复出机制一直没有好好回应其核心问题。

　　近年来，问题官员复出现象尤为扎眼。比如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后担任该县县长助理；“瓮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复出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质检总局原副司长鲍俊凯在“三鹿”事件后，转折着官复原级……公众在官员复出问题上越来越敏感，蓄积起更多的疑虑。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有两大进步因素在推动：一是公众民主监督意识提升，凡事总要弄个明白，不再对行政领域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知情权与监督权成为公民社会两大权利诉求的主体；二是随着法治的进步，官员问责越来越成为常态，不是我们的官员退步了、容易出事了，而是原来出事不被究责的现在需要埋单了，如此一来，必然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将要“进进出出”。

　　这些本来都是好事，只要有个原则可以规制，公众不至于杯弓蛇影，复出官员也不至于动辄得咎。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官员复出的悬疑依然没有从制度层面破解，任凭民间议论纷纷，进退失据的复出表演岿然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