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将工作重点逐渐往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转移，城市工作被放到次要位置。向忠发的政治热情明显消退，他几乎很少参与党中央的实际工作，会议也很少参加。

　　政治上的消沉使向忠发在生活上沉沦与堕落。为安全起见，党中央让向忠发以古董商人的身份在上海开展活动。不料向忠发却以此为由，经常以富商身份出入租界一些繁华场所，身上的钱不够了，就借机利用职权贪污党的活动经费，尤其是有了顾顺章这样的部下做帮手以后。

　　1929年向忠发让顾顺章为自己物色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年轻女子，二人姘居于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一幢三层洋楼里。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且立即叛变，敌特机关从他口中获得我党的一些核心机密，如获至宝，当即在上海组织大搜捕。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地采取措施，将中央机关所有重要人员全部转移，才避免了严重的后果和损失。

　　向忠发与杨秀贞被分别安置在秘密地点。后来，顾顺章亲自带特务来上海，国民党当局又发出了悬赏捉拿向忠发的通缉令，对他四处搜捕。过了两个月，鉴于上海环境险恶，向忠发待在上海无事可干，目标又大，党中央决定将向忠发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但向忠发贪恋上海繁华的生活，迟迟不愿动身。

　　6月21日，向忠发在德华旅馆与杨秀贞见了面，吃过午饭后仍不肯离开，直到第二天清晨，向忠发才心满意足地离去，又贪图享受要租车回去，便到附近一家汽车行叫出租车。

　　这家汽车行老板原本是党组织的内线，其会计叫叶荣生，曾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此人为贪得国民党当局的重金悬赏，与其姐夫范梦菊等人一起向特务机关告密。向忠发在汽车行没等来出租车，等来的却是蜂拥而至的密探巡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