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在北京打工的高志强向老板讨要70元工钱，被包工头叫来的人追着捅了一刀，右侧肾脏主要血管破裂，肾脏被切除。（1月13日《检察日报》）

　　□叶扩

　　70元和1个肾，简单而冰冷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包工头缺的不是70元，缺的是最基本的良知；高志强缺的不是勇气，缺的很可能就是能维持几天温饱的70元。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反差，道出了阶层断裂和劳资力量悬殊的现实。有人为了讨薪跳楼、跳桥、跳河；有人为了讨薪喝药、上吊；有人为了讨薪自残、自杀；但高志强为了讨薪竟然被追杀，差点被要了性命。讨薪讨到这个地步，与其说是悲哀，倒不如说是绝望。

　　讨薪难，到底难在哪儿？难在法律的严肃性没有得到尊重。付劳获酬，是劳动法中的明确规定，同时也是处理劳资关系最基本的底线。无论用工单位有何种理由，都应该对此坚持和尊重。难在劳动部门欠缺监管，没有加强对企业的资质审查和监管层层转包的行为，没有从包工头的资金源头上保障民工工资的发放。这应该好好学习做得好的一些地方，如广州就规定开工前先设“工资保证金”账户，恶意欠薪企业列入招投标黑名单等。

　　有人或许会说，民工的维权意识太薄弱了，为了讨薪选择极端行为太傻了。然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民工的维权意识薄弱，而在于相关部门的监管薄弱。我们毫不怀疑国家对农民工讨薪问题的重视，但是法律规定是一回事，执法力度则是另一回事。当执法力度不够时，所有法律条文都只能是一纸空文，于是，无良之人便可乘虚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