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中外的“牛兰事件”始末

　　1931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甯（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这个所谓的“害国罪犯”是何许人也？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为什么提出用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去作交换？

　　■“牛兰事件”轰动一时

　　1931年一个炙热的夏夜，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英国巡捕逮捕了一对持多份欧洲护照并带有一个4岁男孩的洋夫妇，虽然怀疑其是苏联间谍，但无论怎样审讯，都弄不清他们的真实姓名、国籍、来华目的、社会背景，只知道男主人的中国化名是“牛兰”。别说那时了，就是几十年后也没有弄明白，甚至牛兰夫妇的最终下落都成了难解的谜团。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公开以后，“牛兰事件”才揭开了它云山雾罩的面纱。

　　这个所谓的“牛兰”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牛兰只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牛兰于一战时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不久被选入“契卡”(克格勃的前身)，成为职业间谍。1928年，共产国际指示牛兰以私人身份经欧洲赴上海，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不久其妻带着不到2岁的儿子吉米也来到他身边。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沪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于是，牛兰和夫人、儿子及他们的保姆赵杨氏被一起逮捕，罪名是有共产党嫌疑。

　　这牛兰可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先后到欧洲数国执行任务并曾在法国被捕，蹲了两年大牢，因此对付审讯很有一套。这次意外被捕后，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讯问，并请了德籍律师费舍尔博士出面交涉。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众警官费尽周折，也无法查清牛兰夫妇的真实来历。就在警方以证据不足准备放人之际，该案却平地起波澜，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原来恰在这节骨眼上，发生了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变节投敌的突发事件。他招供说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联络站，只知道其负责人绰号是“牛轧糖”，但弄不清楚其真实国籍和具体身份。当国民党军情机关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其国籍得不到确认，就怀疑他们是顾顺章所招供的联络站负责人，甚至臆测牛兰的职务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即蒋介石日记里所称的“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遂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以期破获中共上层机关并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

　　不久，租界当局将这些“害国罪犯”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8月14日，如获至宝的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将牛兰一家从上海押解去南京。此案在上海滩引起轰动，牛兰夫妇赴南京那天，《申报》在版面的头条位置以醒目的大标题进行了报道：“上海捕获之牛兰，已解京讯办。此案内容，未经宣布，故不知其详。然闻牛兰为第三国际之特派员，其在沪之机关，为赤化东亚之总机关。此说果确，诚近年稀有之国际大案件矣！”

　　国际媒体纷纷转载，“牛兰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世界头条新闻，这令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宋庆龄领导国际营救行动

　　国际国内舆论和各界人士对于“牛兰事件”的关注不仅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而且还掀起了营救牛兰、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

　　这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是在上海拉开帷幕的。在牛兰被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他们。

　　就在牛兰一家被解往南京的前一天，宋庆龄因母丧自德国回到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劳动妇女领袖、国际救援组织“红色救济会”主席蔡特金发给她的紧急电报，希望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情报小组与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

　　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在该委员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世界各地，一封封抗议函电发给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但此举收效甚微。南京政府“死猪不怕开水烫”，始终未作公开答复。

　　为了尽快营救牛兰，中共保卫部门迅速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制订了周详计划，由潘汉年和佐尔格负责。此后，宋庆龄即与这两位“红色谍星”密切配合，展开了一系列营救牛兰的工作。

　　年底，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于是宋庆龄亲自来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向其转告这一建议。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但这统统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无奈之下，宋庆龄联合蔡元培一起为牛兰夫妇办理保外就医，但好不容易争取到法官的同意，却被司法部部长罗文干以“违背法治原则”为由反对。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数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多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和所受的非人待遇。对此，中外传媒都作了大量连续的跟踪报道。

　　1933年4月5日，宋庆龄亲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并亲自到江苏第一监狱看望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餐，把世界人民的关怀之意转达给牛兰夫妇。

　　■牛兰夫妇回国平静终老

　　1932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趁乱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因为按情报人员的纪律是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帮助的。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在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宋庆龄的资助和关照坚持了下来。直到1939年，他们最终将一封求援信辗转万里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顺利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实上，牛兰夫妇的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