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于泽

　　一个科级干部，疯狂敛财居然上亿元，远超震惊中外的“沈阳慕马大案”。罗亚平贪贿数额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连见多识广的有关领导都感到殊非所料，震惊无比，于是送她一个“三最”女贪官的评语。其实这很正常，对于一般官员的人品、权力行使的真相，老百姓处于局外人地位，不得而知；就是上级领导，也未必清楚。一旦败露，即是惊天大案，也就不足为奇。

　　现在，罗亚平被揪出来了，对于她担任领导期间的恶行，各路媒体争先恐后进行挖掘，多有铺陈。比如，她不顾领导身份，站在街头与拆迁户对骂，有时候亲自操起工具强拆。又比如，她敢在区政府大院喊话，对着区领导声称“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有花絮，有猛料，都是人格的真实写照。

　　贪官一旦被定性之后，关于他们的报道便多起来，特别是法院开庭时，各路媒体云集，报道连篇累牍，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3年,深圳曾拟赋予记者合理怀疑权，把它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宝”。其实，在针对贪官的报道中，媒体早就行使“合理怀疑权”了。起诉书、判决书描述的自然“其来有据”，道听途说也可自成章节，甚至像罗亚平三度结婚的动机，也招致媒体怀疑。

　　这种情况，我们不妨称之为贪官“信息爆炸”。对贪官的报道铺天盖地，使我们自然而然产生一种疑惑：为什么案发前官员的信息那么稀罕呢？罗亚平泼妇骂街、政府喊话，并非什么秘密。很多贪官平日里贪财好色，其实是众所周知，媒体虽然垂涎其新闻价值，但不会有半句提及。官员落马前后的“信息落差”，一何至此！

　　有关部门经常宣传说，要通过媒体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新闻监督是针对官员的监督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事实上，对权力与官员的监督变成了对落马官员的事后“追记”，相当于是“让腐败分子身败名裂”，但与预防腐败无关。老百姓除了拿它当饭后谈资，早就失去了监督的机会。

　　对权力的监督，只能是实时的监督，这意味着，媒体对官员的报道不能搞事后“追记”，而必须提前到权力腐败之前。事前监督，其实就是俗称的“抓小辫子”。官员正在行使权力，媒体像无数摄像头一样，把权力过程曝光在公众面前，让大家评判其合法性、公正性，表示肯定与认同，或者提出批评与建议。媒体经常抓官员的小辫子，官员才不致于让司法部门抓大辫子。

　　由此，笔者想到，很多官员，连个公开简历都没有，其公务信息公开成为稀缺资源，一旦出事，“马后炮”似的清算也就不稀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