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是从地下挖掘相关历史遗迹和遗物的，所以，考古学的建立，需要有地层学的支持。1931年，年轻的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公子梁思永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就在安阳殷墟考古的第四次发掘中，于高楼庄后岗发现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三叠层”遗址——在后岗遗址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由下而上的叠压关系，首次判断出这些文化的发展序列，这就是著名后岗“三叠层”，它不仅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关系基础，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的典范标志，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独立起源并由早及晚先后发展的关键证据。

　　然而，这样一个孤立的“三叠层”底层单位，是不是偶然出现的，能否真正代表中国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关系，是否有孤证之嫌？当时的学术背景是，由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文化，并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这对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家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但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但是，次年即1932年在我们这里发现的大赉店遗址，还有几乎与此同时发现的殷墟侯家庄遗址，都说明了梁先生发现并建立的这个考古学序列，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大赉店遗址也是一个著名的“三叠层”单位，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关系序列建立，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是独立起源且是渊源有自的学说，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辅证。

　　大赉店遗址经过系统发掘，显示了仰韶、龙山、商代三种文化迭压关系比较清楚，又一次提供了三层文化叠压的“三叠层”实物例证，具有重要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价值，曾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范文澜、郭沫若等学者均在其著作中引述过大赉店遗址。

　　近年来，“淇河中下游地区大赉店遗址群区域调查”项目于2009年2、3月份对淇河中下游地区大赉店遗址群区域进行了第一阶段拉网式踏查工作，在大赉店遗址群发现了多个时代的文化堆积。大赉店遗址共有7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分别是仰韶、龙山、先商、殷商、西周、东周、汉代。在其周围分布着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古代遗址，而且距淇河越近，遗址越多，距淇河越远，遗址时代越晚。根据这一分布规律，可以初步确定大赉店遗址群为淇河中下游地区一个区域性大型聚落群，从仰韶文化起一直沿用到汉代，基本没有中断。大赉店遗址则是这一聚落群中面积最大、位置适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中心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