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大嫂擦了一把泪，说：“对了！出事儿那天的早上赵桐蓁挺怪的。”

　　她回忆说，那天早上她进了那间宿舍，想打扫一下房间，却看见赵桐蓁神色慌乱地站在屋里，她问赵桐蓁：“你怎么还不去吃饭？”赵桐蓁连忙拿出提包摆弄着说：“我的提包拉锁坏了，想修一修再去吃饭。”

　　村支书把情况告诉了王树礼，王树礼脑袋发热，忘记了侦查员暂时保密的叮嘱，两人把住在房东大嫂家的下放干部都叫了回来，当即把赵桐蓁的箱子和被褥统统检查了一遍，不想却什么也没找到。

　　毫无疑问，盗贼被惊动了，顶棚破洞里的诱饵原封未动。

　　2月14日，是返城的日子。天还没亮，赵桐蓁也和大家一样忙碌着，他捆好自己的行李后，独自走到了院子里。见四下无人，他大步跨到柴堆旁，弯腰扒开柴堆，拿起了什么揣进怀里，然后钻进了厕所。突然，他的身后传来声音：“赵桐蓁，你在干什么？”

　　问话的是下放干部邱关鑫。“没……没干什么。”赵桐蓁慌忙把手里的东西扔到地上。

　　大家闻声赶来，打着手电筒往地上一照，见是一块枕巾，就是被盗枕巾中的一块。不得已，赵桐蓁把其他的东西也掏了出来，香皂、毛袜子和毛线立即被它的主人们认出。人赃俱获，赵桐蓁低下了脑袋。

　　日历在侦查员的忧心忡忡中翻到了196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进入一周年倒计时。这年4月，北京市文化局组织下属各单位一些干部到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前桑园村劳动锻炼一年，赵桐蓁亦在其中。

　　1961年春节前夕，下放劳动干部队发生了偷盗事件：一个宿舍的4个下放干部的箱子被撬盗，丢了一块瑞士马威牌手表、一个象牌矿石收音机、两条枕巾、一双毛袜子、一小捆毛线和一块香皂。为了不影响与当地村民的关系，下放劳动干部队队长王树礼听从侦查员的嘱咐，告诫大家谁也不许外传。

　　侦查员勘察的时候，发现了宿舍顶棚上有一个破洞，继而又发现了破洞里藏着一团报纸，报纸里包着一个茶叶盒，茶叶盒里正是被盗的手表和矿石收音机。显然，窃贼还没来得及把赃物转移出去，这说明是内贼干的。侦查员照原样将物品放回原处，耐心等待贼来取赃。可是，不知谁把丢东西的信息透露给了房东大嫂，房东大嫂认为，这么大的事儿出在自己家里，是对自己清白的玷污，她找到村党支部闻书记哭诉：我家祖辈是规矩人，出了这种事儿，让我一家老小的脸往哪儿放呀？要命的是，败坏了咱村的好名声……不知内情的村支书听了房东大嫂的诉说，异常生气，他启发房东大嫂说： “你好好想想，在你家住的下放干部里有什么反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