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小吴刚刚考入上海某高校，她国庆期间上网找工作，被北京“一天出版社”骗去600元。当对方又提出要收1800元“公证费”时，小吴去当地派出所报案。“我到派出所报警，派出所让我找网警；在网上填写了半天的情况说明后，对方(网警)就回复了一句话，要找所在地的派出所。”（10月6日《北京晨报》）

　　记者拨打北京110咨询，工作人员表示，“在哪里受骗，就应该在哪里报案，不必到骗子所在地报案。”显然，小吴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和网警的答复是在“踢皮球”。网上骗子多，被诈骗的事不少，如果警方都这么“踢皮球”，倒霉的就是老百姓了。

　　案件受理与司法管辖问题，有时候被搞得很复杂。山西黑砖窑事件时，曾有一位被困黑窑的河南籍童工，家属自己解救不出来——砖窑所在地警方要家属回原籍报案，原籍派出所称应该由砖窑所在地警方受理。相互“踢皮球”是因为谁都不想多管“闲事”，司法管辖的问题被搞复杂了。

　　当然，也有“复杂”的问题给搞得非常简单的，比如时下里比较时髦的“跨省抓捕”或“跨区抓捕”，“管辖权”从来都不是障碍；问题是，能够促成“跨省抓捕”的“受害人”，往往非权即贵，比如被“诽谤”的是领导。这种案件中的“受害人”绝非小吴这样的“学生公民”所能比。

　　警力或司法资源本是为公众服务的；可现实中，司法公器有时成了权势的工具，警察成了某些人的家丁；权势者受害，警方可“跨省抓捕”，而普通公民受害，却要“跨省报案”，这透出的，一是司法的势利，二是公民权利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