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人们记得，昔日“重奖市民举报违章”是作为先进经验来推行的，基本思路是以奖金调动“全民行动”的积极性，遏制交通违章，没想到结果却并不理想：高额奖励催生了“职业拍客”，百万元奖金很快散尽，甚至出现“拍客”搞敲诈、警察取证后让亲属领奖金的怪事……

　　所谓“举报违章有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公民社会监督责任的一种体现，之所以变味了，甚至出现了一些以此谋生的“职业拍客”，是因为一些交管部门过分依赖这种方式，甚至给出了数百数千元的奖金，使得这种本属于“补充”的手段被扭曲，社会监督的道义与责任没有了，只剩下权力购买治理的“交易”。

　　正如当初过分依赖、斥巨资上马的错误一样，现在出现“困境”就简单地完全抛弃，显然是另一种极端，很可能会伤害“公民社会监督”这种最本位的参与责任。姑且不说社会进步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推动，仅是这朝令夕改也大大损伤了公权的公信力。更何况，以“违章行为没有减少”做依据关闭鼓励民众举报通道的逻辑，是值得商榷的：难道说“专拍哥”拍了1万个公车私用镜头，公车私用也没有减少就认定这种行为无意义？难道说网民一年举报大量腐败信息也未杜绝腐败就说网络举报没用？

　　与其匆匆取消“重奖市民举报违章”，不如从容反思这个措施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扬长避短给予完善，作出引导与改良，从而最大程度呵护公民社会监督的热情——比如检讨是否因举报奖励金额过高，导致“鼓励”沦为“诱惑”与“刺激”；比如尝试引导将民众监督重点转到对公车私用的监督上；比如探讨对于“拍客”的敲诈勒索如何预防与惩治警示……

　　利用多种途径改善城市交通终究没有坏处。“职业交通拍客”诚然是“怪胎”，可当中包含的公民热情诚为可贵。当务之急不是彻底将其取缔，引导这种热情回归社会监督本位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