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案的重判凸显出现有法律对醉驾量刑上的混乱，有必要对现行的醉驾相关法律加以完善，对醉驾行为加重处罚，让“醉驾罪”适应性更强。

　　因为一起恶性交通事故，肇事者被法院判处死刑，引起了刑法界的争议：醉驾到底该不该判死？在孙案中，判决依据已不再是交通肇事罪，而是“以其他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公共安全罪。

　　从司法实践上看，鉴于恶性交通肇事案的不断发生，将危害公共安全罪引入到量刑中，已有先例。比如今年5月，沈阳人吴凯因酒后驾驶造成3死2伤，被认定犯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刑7年。7月16日，河南郑州中原区执法局法制科原科长酒后驾车连撞11人，致2死4重伤，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据悉，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张明宝亦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批准逮捕。孙伟铭被判死刑会对以后的类似判决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拭目以待。

　　在孙案的重判背后，也凸显出现有法律对醉驾量刑上的混乱。醉酒驾车为《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但现实中这种现象司空见惯。而由于缺乏相应的“醉驾罪”，在处罚上则表现得畸轻畸重。有的醉酒驾车只以轻微违法相究，像深圳针对醉酒驾车者实行细化的统一裁量标准，配合执法的处3日行政拘留，拒绝执法的分别处5日、10日甚至15日的行政拘留，暴力抗法的将被累计处20日行政拘留，态度决定着处罚轻重。南京最近出台规定，对醉驾出车祸者将吊销其驾照，且终身禁驾。即便判处醉驾有罪，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罪行也是轻重不等，孙伟铭被判死刑，而同样是醉驾杀人的吴凯则被判7年有期徒刑，湖北荆门掇刀区交通局原副局长周华酒后驾车撞死一人后逃逸，却只被判3年。

　　对醉驾杀人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裁量标准不统一，导致了判决的五花八门，这不能不说是现行法律的缺憾。寄望于用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弥补这个缺憾，恐怕并不是良方，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样弹性过大。

　　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醉驾相关法律加以完善，对醉驾行为加重处罚，让“醉驾罪”适应性更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都两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修改《刑法》，增加“饮酒、醉酒驾驶机动车罪”，并非毫无道理。美国对造成生命伤害的酒后驾驶员可以二级谋杀罪起诉，我们也该对醉驾杀人有相应的“醉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