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也有一套年度考评基层官员的制度，但考评语可不是一味的“政治上坚定，有驾驭全局能力……”之类的话，相反，不少写得“恶狠狠的”。

  许多官员都得到过“恶评”

  顺治十六年，对安徽歙县县丞金起元的评语是：“六十二岁，朽迈不堪任事。”乾隆二年，考核浙江严州府经历国鹏的结论是：“躁妄轻浮，嗜酒狂悖。”乾隆十三年，对福建省汀州府归化县知县王道又获如此“考语”：“才识钝拙，不谙吏治，难司民牧。”这一年对直隶邢台县巡检王紫垣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不守官箴，时与村民往来，笑谈狎玩，全无体统。”

  考评包括生活小节

  怎样看待这些“考语”呢？皇权专制下的官场，历来不乏龌龊不堪之事。贪赃枉法、相互倾轧司空见惯。诸多受到“恶评”的官员，有否因未给“考评组”进贡而遭到报复呢？这种情况虽不能排除，但考评制度的初衷不应怀疑。

  他们不仅考察官员是否“政治上正确”、紧跟大清皇帝，而且还包括人的本性，连“嗜酒”这样的生活小节也被提溜了出来，“躁妄轻浮”、“迂拘、软弱”一类的“性格特点”也不放过。如此注重“细节”，假如某太守养了几个情妇，某知县动用数千万两银子豪赌，某州官常常狂饮至酩酊大醉还公开吸毒。这样不怕得罪人的考评，才是真正对朝廷负责。

  试想，若让一个“躁妄暴戾”或“性本迂拘”的人长期执政一方，皇家的执政力和公信力必然直线下降，势必要催生出一批批“刁民”和“群体性事件”。这样的考评也是真正对官员负责。

  官员最怕谁？是上司。当其邪恶初露或欲泛滥时，由其“最怕的人”对其猛敲警钟“恶狠狠”一番，至少可以遏制其堕落速度。否则，若是待“情妇团队”造反或被小偷“揭露”了出来，而此时的官员往往已经烂透了。丑闻天下皆知，甚至不得不杀头，这才是对官员的极不负责。

  到晚清恶评已经不起作用

  这样的考评一直坚持到晚清。光绪十八年，河南有些官员又“享受”到了类似的评语：新察县教谕曾之棨：“柔懦反复，不堪司铎。”夏邑县县丞周镇西：“办事任性，不洽舆情。”一项“从严治官”的制度能持续近三百年，还是不容易的。但是，它在延续中的结果又如何呢？著名学者茅海建在书中写道：“自乾隆朝后期以降，吏治已经大坏。当官的目的，在于发财。仅凭薪水过活的官员，恐怕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

  贪腐各有门道，文官借征粮征税主持科举去搜刮，武官则靠克扣兵饷、吃空饷和贪赃枉法而自肥。吏治腐烂如此，岂不是对天朝考评制度的莫大讽刺！（据《南方日报》）